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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张浩文：稳妥于创作与学术之间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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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cfg 等级 ☆ 楼主 发表于 2013/12/23 13:19:30 编 辑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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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media.westtimes.com/shtml/xbsb/20130924/vC2.shtml “身处海南写陕西，我可能更超脱一些，更理性一些，其观照和反思都可能与‘现役陕军’不太一样”。 ■本报记者 冯建龙 [名片] 张浩文，祖籍陕西扶风，海南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主要文学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 《狼祸》、《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》、《长在床上的植物》、长篇小说《绝秦书》及学术著作 《新时期海南小说创作述略》、《沉默的言说》、《海南民间文学与海南旅游经济》等。曾获得海南青年文学奖、海南文学双年奖等奖项。 近年来，随着自然灾害的频发，灾难题材的文艺作品也多了起来。因其具有某种历史巧合性，有人将其归结为对历史的重视，也有人将其视为商业投机。比如近年来不走喜剧路线改走悲情捷径的冯小刚导演——汶川大地震之后抓紧拍出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赚得盆满钵满，又将作家刘震云的小说《温故1942》搬上银幕榨尽观众眼泪。 其实，无论是历史补课还是娱乐消费，作为中国人，对此是表示渴求的，既传达了一种态度，也代表了一种真诚，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，而更击中了时下的□□心理。 因此，日前一部新出版的关于还原陕西关中民国十八年(1929年)年馑的长篇小说《绝秦书》同样受到了此等礼遇——荡气回肠《绝秦书》搅热西安古城。这是一段比《温故1942》更为久远更为残酷的历史。该书作者张浩文是陕西籍，如今定居海南岛，以写中短篇著称的他，为了创作此书，采访了大量的见证人和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。尽管在众多评论家看来，它能比肩《白鹿原》的宏大与深刻，超越了《1942》的震撼与惊醒，是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突破。但张浩文在接受本报专访时，他只觉得“身处海南写陕西，我可能更超脱一些，更理性一些，其观照和反思都可能与‘现役陕军’不太一样。”并且，这一切还牵扯着他的“学者型作家”身份，他甚至谦虚地认为，“这也就是我创作和学问都没有做好的原因。” 然则，他对这种双栖的分裂状态感到既矛盾又享受，“让二者永远井水不犯河水”，因此，他在创作与学术之间，收益到了难得的稳妥。 《绝秦书》不会产生撞题误会 记者：您好，张老师！欣闻您的首部长篇小说《绝秦书》出版，让我想起同类题材的《温故1942》，作为作者，当时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撞题？相比之下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？ 张浩文：我写《绝秦书》的时候冯小刚的电影《1942》还没有拍出来，刘震云的《温故1942》也不为大多数人知道。我那时读过这个中篇小说，觉得我要写的长篇与它有较大的区别，不会产生撞车的误会。长篇的篇幅要长得多，可以涉及□□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其思想容量也不是一个中短篇可以承载得了的。 著名评论家李震对该书说过一段话，他认为：“中国当代文学、影视作品中已有不少成功的灾难叙事，如有关唐山大地震、1942年河南大旱灾的一些作品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从多种角度来分析，张浩文书写民国十八年（1929年）陕西关中大旱灾的长篇小说《绝秦书》，无疑是当代文学中灾难叙事的巅峰之作。一般意义上的灾难叙事，大多是在呈现灾难本身触目惊心的基础上，去揭示人情人性在灾难发生过程中的种种表现，或者最多是在描写天灾的同时，去挖掘人祸的□□根源。而张浩文的《绝秦书》则是将民国十八年的大旱灾置于关中农村□□历史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上来叙述的，并从人性、□□、文化3个层面上同时抵达了叙事的深度和高度，而且从主体立场、叙事策略、艺术精神等方面，融汇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小说的三大主流传统，成为继《白鹿原》之后又一部全面描写关中农村□□文化历史变迁的雄奇史诗。” 记者：为写此书做了哪些准备工作，调查走访、查阅文献是一件繁重的活儿吧？以前您都是写中短篇的，首次写长篇有什么感受和收获？ 张浩文：首先是自小就听到关于这场灾难的口述历史，非常形象生动。随后我又进行了很多采访，在我决定写这本小说之后，我每年都利用暑假返回家乡，有意识地访问村里的老人，抢救性地发掘一些资料，因为经过民国十八年大旱灾的人现在至少有80多岁，他们随时都可能离世。我前几年访问过村里一位90多岁的老人，他当年逃难去了汉中才保住了性命，《绝秦书》中一些逃难的情节就是跟他有关的。不幸的是，今年暑假我回家，他已经去世了。关于当年的旱灾，我这些年还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。 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，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灾与1942年河南旱灾不同，没有留下多少影像和图片资料，但文字资料还是不少，后人对这场灾难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，这些都给我还原历史提供了依据。 写长篇小说是对人智力和体力的极大挑战。它必须动员作家全部的生活积累，施展作家所掌握的全部技巧，消耗作家所有的学识资源。长篇绝不是短篇的简单叠加，它需要的是作家对生活高屋建瓴式的全盘把握，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洞察。除了智力上的挑战外，由于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一个相对长的周期，因此，它也是对作家体力的超量消耗，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定的毅力，可能就支撑不下来，半途而废。一般而言，作家都是由写短篇小说、中篇小说过渡到长篇小说写作的，有一个修炼和积累的过程。当然，长篇小说付出得多，相对而言它也能更充分地表现一个作家的艺术成就。在今天，由于文化工业的兴盛，作为影视资源库的长篇小说也更易于引起□□关注。 “以史为鉴，正是为了未来” 记者：《绝秦书》除了有宏大而血腥的历史背景外，在您看来，到底“绝”在哪里？ 张浩文：您所谓的“绝”与《绝秦书》的“绝”不一样。《绝秦书》之“绝”来源于民国十八年大旱灾中“秦人几绝亦”的惨象。如果按你的意思理解，《绝秦书》真有什么“绝”处的话，那就是民国十八年年馑从来没有人做过全景式描写，《绝秦书》首先把它呈现出来了，活生生、血淋淋，这可否算是一“绝”？ 记者：那应该算。然则这段历史为什么鲜有人提及，更是鲜有人书写，原因在哪里？ 张浩文：也不是没有人提及，柳青、陈忠实等人在他们的作品里涉及过，只是没有展开而已。在我看来，这段历史为什么没有得到充分表现，大概有这些原因：一是因为它距离我们现在比较远了，收集资料麻烦。二是它不具备热点效应，现在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，书写苦难不合时宜。 记者：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各种灾害五花八门，年轻人越来越漠视过去，甚至拒绝反思，我们应该如何正视历史和灾难？ 张浩文：米兰·昆德拉说过：“文学的职责在于□□遗忘。”而这场灾难过去不到100年，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？对于多灾多难的我们而言，这种遗忘是不是过于轻松了？当年灾难的亲历者现在差不多都已经谢世了，很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几乎都不知道陕西近代史上这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。这正是我揪心的地方。我的目的就是用文字为那场灾难树立一座纪念碑，用文学给那场灾难建立一座形象的博物馆，让那场灾难时时警醒我们。 如今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，这也符合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。不过娱乐需要一个承平富裕的环境，没有战争，不愁衣食，人才可能有娱乐。在现代，战争不会轻易发生，可谁也不敢保证天灾不会降临，人注定不能胜天。也就是说，无论科技怎样发达，人类都无法完全避免自然灾害。问题是，一旦发生了自然灾害，我们怎么办？以史为鉴，正是为了未来。如果我们没有勇气直面历史，就没有希望走向未来。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天灾，但我们要力争避免人祸。这正是我今天回顾民国十八年年馑的目的所在。 身处海南写陕西可能更超脱 记者：陕西作家的作品一般都是既接地气又背景宏大，比如陈忠实、贾平凹、高建群等作家的作品。似乎有一种野心在支撑着他们，我感觉您也有。 张浩文：文学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，西方有专门的地理学派研究这个问题，如泰纳等人。陕西地处黄土高原，自然环境粗粝，加之是周秦汉唐故地，文化积淀深厚，这样的地方产生的文学作品必然有黄钟大吕之声，宏大厚重是其基本特征。我从小生活在这里，无形中受这种文化浸染，自然也会在自己的作品形成这种风格。 记者：还有一个特点是“土气”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仅仅是秦砖汉瓦的基因传承，还是陕西作家更深谙“土”更接近文学的“真相”？ 张浩文：所谓“土气”是相对于“洋气”而言的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这主要是指陕西作家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以乡土为创作题材，在手法上以传统的写实为主。这种概括有一定道理，但也未必尽然。陕西也有很“洋气”的作家，用象征主义、表现主义的手法去处理乡土题材，很先锋。至于是“土”还是“洋”更接近文学的真相，取决于人们对“真相”的理解，如果把真相理解为历史和现实的存在形态，则写实更能接近之；如果把真相理解为个体对世界的体验和感受，则先锋手法更能趋近之。 记者：在海南写关中题材，远离故土是否有错位感？假如您也在陕西，也许早已是文坛陕军的要员。有没有这么想过？ 张浩文：苏轼有诗曰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美学上有“距离产生美”的观点。有时候站在对象之外去观赏对象，可能与身在其中有不同的感受。身处海南写陕西，我可能更超脱一些，更理性一些，其观照和反思都可能与“现役陕军”不太一样。至于是不是文坛陕军的“要员”之类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。只要能为故乡故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，我乐在其中。 中国作家新作读多了败胃口 记者：您是学者型作家，既当选手又当裁判是个什么状态？您怎么平衡这两者？ 张浩文：王蒙曾经提倡作家做“学者型作家”，这其实是很难的事情。中国现代作家群体中曾经出现鲁迅、闻一多、朱自清等学者型大作家，在当代作家群体中，这样的双栖人物倒是有，但是不是可以誉为“学者型作家”，值得商榷。我自己当然不敢妄称，因此在创作和学术上总是处在分裂状态。创作时完全忘记一切理论，在学术研究时排除一切形象和情感，让这二者永远井水不犯河水。这无论如何不是一种圆通和自如状态，与鲁迅等人进入的文学自由境界不可同日而语。这也就是我创作和学问都没有做好的原因。 记者：您平时关注文坛什么，阅读中国作家的新作吗？有何感受？ 张浩文：不关注文坛，也不大阅读中国作家的新作品。因为我对这些年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失望，包括那些获得了大奖的作品。我觉得这些作家缺少对生活、对读者最起码的诚实态度，他们的写作是思想和生活资源枯竭之后的强迫行为，是靠技术支撑的惯性表演，作品中充满着虚假、编造、媚俗、市侩，是靠“色素”和“膨大剂”催生的劣质食品，这样的作品读多了败坏人的胃口。 记者：几个月前有个印度人说中国是文明古国，中国人却静不下心来阅读一本书。对此您怎么看？作为教授的您，有什么观察？ 张浩文：这样的问题其实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答。中国人承受的生活压力有多大？一套房子就让几代人成了房奴，他们怎么可能有平静闲暇的心态去读书？再说了，在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文化环境中，我们的出版市场为读者提供了多少好书？不要把板子完全打在读者的屁股上，这样的做法起码是不公平的。 记者：能否分享一下您的阅读经验？ 张浩文：多读经典，最起码是中国的经典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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